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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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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部澳门史悲欣交集  

2010-01-13 10:26: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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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日。在这深具纪念意义的时刻到来之际,我们郑重推介《澳门史1557-1999》一书,该书从多角度分析了不同时期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情况,四百余年的盛衰变迁、荣辱沉浮,四百余年的可歌可泣、亦喜亦悲,将让你触摸到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回归前的澳门。
  
  
  澳门学有望成为显学
  
  “澳门以弹丸之地,但四百五十年来牵涉世界风云。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良等息息相关的。它不但是西学东来的入口处,也是东学西渐的出发点。”著名历史学者韦庆远在十年之前,曾经如此评价澳门的重要性。因此他呼吁,随着海内外先后公布了大量有关澳门问题的历史档案,澳门学必将成为未来的显学。
  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确实出版了不少澳门学专著,其中现任日本长崎大学经济系国际关系学教授杰弗里·C·冈恩的这本《澳门史:1557-1999》(下文简称《澳门史》),非常值得一读。它出版于1996年,修订于2005年。我们现在读到的译本,就是2005年的修订版。
  在冈恩这位澳大利亚裔学者眼里,澳门是一座这样的城市:“这座城邦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基督教世界的滩头堡,是西方观念的过滤器,是中国改革家们的避难所,是战时的中立基地,也是中国沿海的文化前卫。”
  冈恩写的《澳门史》是一部涵盖整个殖民时期的澳门全史,时间跨度四百五十余年,从多角度分析了不同时期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情况。它追溯了澳门从边陲之地,发展为一个贸易中心,再到随着香港的崛起,逐步衰落为一个靠赌博业而生存的历史全程。
  一部澳门史,盛衰变迁,荣辱沉浮,可歌可泣,亦喜亦悲。
  
   澳门政治史的三个分期
  
  澳门作为第一块被西方人占领居住的中国土地,其政治史相当重要。在杰弗里·C·冈恩看来,澳门的政治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约持续了三百年,从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每年先后向中国明、清两朝统治者支付地租、着手殖民的时候起,到1887年为止。自1557年起,澳门一直被当做租借地供葡萄牙人居住,葡萄牙人只要交地租,就可以居住下去。到了1849年,葡萄牙趁清政府鸦片战争战败之际,想乘势割占澳门,于是封闭海关,驱逐清政府派驻在澳门的官员,向当地居民征税,停止向中国交纳地租,还不断用武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葡萄牙想通过法律形式将这种政治格局固定下来,但遭到拒绝。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中,英国人深恐葡萄牙人将澳门转让给法国人,致使出现与香港相抗衡的法国殖民地,因此开始对中葡订约一事进行干预。1887年12月1日,在英国的干预下,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葡萄牙人获得了在澳门的种种特权。
  第二个阶段从1887年到1967年。在这一历史阶段,葡萄牙和中国都处在激烈的政治变革过程中。1911年,葡萄牙和中国的政体从君主变成了共和,澳门也深陷由此引发的重大政治变革的漩涡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是在日本入侵香港期间,日本人对澳门中立持尊重态度,非但没有破坏,反而确认了政治现状。到了1967年,葡萄牙在澳门的权威已经被华人资本家利益集团取代。
  第三阶段从1967年至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随着中国在联合国恢复自己的席位,开始提出恢复对澳门的行使主权的全面计划。1972年3月,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把中国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政策正式提交给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备案。1979年2月,当中葡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主权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1987年4月13日,中葡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在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居民目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50年不变。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1999年12月20日澳门终回祖国怀抱。
  
   澳门赌业为何一枝独秀
  
  澳门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在葡萄牙海上力量的保护下,澳门从中国外围的一个前哨,一度成长为世界经济体系在亚太半球的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但随着香港的崛起,澳门的这种地位衰落了,最终成为一个主要以赌博业为基础的城市。杰弗里·C·冈恩在《澳门史》的第一章和第四章详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之后,通过迁就地方上的中国官僚当局,把自己纳入中国的藩属体系当中。恰逢当时的明朝政府因为倭寇的入侵而禁止中国商人与日本接触之际,擅长海外贸易的葡萄牙人很快成为中日贸易的中介,成功地赢得了利润丰厚的中国-日本-菲律宾贵重商品贸易的专营权。1639年,由于日本基督教徒叛乱案,牵涉到葡萄牙人,故在日本的葡人被赶出境。第二年日本禁止与葡萄牙贸易,澳门与日本贸易受到沉重打击,甚至中断。
  随着重商主义欧洲强国荷兰和英国的崛起,葡萄牙的大国地位和澳门的贸易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1842年,当香港转变为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之后,澳门的繁荣开始一去不复返。
   尽管在19世纪中叶,澳门已经获得了其作为一个茶叶贸易中心、以及作为一个劳工输出港所带来的繁荣,但随着茶叶出口市场的撤消,以及苦力贸易的被禁,这块殖民地便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只是通过政府的鸦片专营,以及当局确保澳门作为一个地区赌博中心的能力,情势才有所缓和。
   早在1933年,澳门总督在写给殖民大臣的报告中说,澳门没有农业或工业基础,由于它紧挨着香港,因此不可成长为一个商业中心。他认为,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殖民地的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他说,赌博业的重组正在进行当中,方式就是责成特许权获得者既要迎合无产阶级,又要迎合富人阶层。总督因此建议,在萧条时节,通过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一些高级豪华的娱乐场,从而把澳门转变成一个赌博天堂,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澳门前进吧,把这座美丽的城市转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
  在战前时期,赌博税收和鸦片收入加在一起占到了澳门财政总收入的60%。鸦片垄断体系完好无损地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46年5月28日第933号法令的颁布,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了鸦片。尽管鸦片垄断寿终正寝,但赌博业却幸存了下来,作为战后澳门财政的主要支撑而繁荣兴旺。尤其是1949年之后,当这一行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都遭到禁止的时候,澳门的赌博业一枝独秀。
  澳门回归后在经济上开始转型,在传统的赌博业和出口贸易基础之上,在晚近的大珠三角经济圈的概念之下,开始朝着新方向发展: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信息、交通和金融中心。
  在《澳门史》的结论部分,冈恩指出,澳门的未来取决于特区政府维护现有法律程序和法治的能力。因为澳门在战后的崛起,不同于我们惯知的“东亚发展模式”,澳门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澳门有着高标准的民主制度、人权、劳动立法以及人的尊严感,在回归之前,澳门已经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经济基础,一个比例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一个有国际视野的都市上层阶级,以及一个稳定的基础结构。这是澳门转向一个关键性的信息、交通和金融中心的良好基础,而这一基础需要法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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