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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阿里吉的“通三统”  

2009-10-15 17:24: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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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版见10月11日上海证券报
  
  
   这本书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乔万里·阿里吉的遗作,这位知名的意大利左派政治经济学家在今年6月平静离世,享年72岁,被Verso出版社誉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他曾经出版过影响甚大的《漫长的21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出版社,2003年)。这本遗作是前面那两本书的续集和延伸,集中讨论了决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两支社会力量: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和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作者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将恢复到两个世纪之前,东亚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
  
   但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作者对未来世界体系的预言,而是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阿里吉将“中国奇迹”的根源与动力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历史,并将之概括为三个传统:中国19世纪以前以市场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传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和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传统。
  
   这让人想起当代中国学者甘阳提出的富有争议的“通三统”。甘阳认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中国公羊学的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因此,我们不妨将阿里吉关于“中国奇迹”的观点也称之为 “通三统”。比较他们二人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阿里吉不像甘阳这样本乡本土,而是更多地借助对西方资源,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传统,他把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视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导地区的再现。
  
   在通三统中,第一个传统无疑最令人费解。阿里吉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根本差异。我们通常理解的市场经济是欧洲版本的,欧洲走的是一条市场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的道路,主要手段是国际贸易和对外殖民,而东亚尤其是中国则是依靠内销发展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两者特点不同,在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通往无限改善的进化轨迹,而中国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和能源节约型的“内卷式”轨迹。并且,他借助贡德·弗兰克、黄宗智和王国斌等人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得出一个新鲜的结论,在整个18世纪,贸易和市场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发达。因此,阿里吉认为,斯密本人不仅把中华帝国晚期看做市场经济的一个样板,一个达到了发展高峰的样板,而且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最应该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典范。
  
   阿里吉提的第二个传统是革命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主要借助了当代中国学者汪晖的研究。汪晖认为,中国的革命传统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在1920年代中国红军形成时期,直到1930年代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得到充分发展。它具有两个主要创新:第一,列宁主义先锋党的原则得到了保留,但列宁主义暴动目标却被抛弃,这部分内容被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所取代。第二,为了寻求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给农民而不是马列理论中的城市无产阶级以优先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的现代化不是通过破坏,而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和教育的提升来完成的;不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国际化,而是基于以农村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特点的复兴。汪晖进一步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者应对国家腐败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阿里吉指出,中国成年人人均寿命的最大幅度提高和成年人扫盲程度的较大幅度提高出现在1980年代之前,这就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成功是基于毛泽东时代非凡社会成绩的观点。可惜的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因为贫富分化,人们对改革日益不满,这一传统遭到了严重削弱。
  
   相比较前两个传统,阿里吉提的第三个传统理解起来就容易得多。阿里吉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而高速发展,恰恰在于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提倡和推荐的休克疗法、最低纲领派政府和市场自我监管等理念,而是在前面两项传统基础之上探索了渐进的改革之路,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与创造就业并重,在资本家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鼓励资本之间的竞争,开发国内市场和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等其他福利。
  
   阿里吉认为,前述三个传统形成一种复杂的合力,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必须超越30年或60年的短线看法,而应该用更为幽远的视角去分析、命名和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经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很难用任何一个概念命名,比如“市场列宁主义”或“精英市场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1970年代曾经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阿里吉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表现了惊人的穿透力,他在遥远的美国(他从1979年加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对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了言之有理的整体性解释。但同时,我不能不说,阿里吉有为了体系性解释而体系性解释的嫌疑,过分注重理论逻辑上的自洽而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剪裁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本书的解释力。尤其是他认为的第三个渐进主义传统中的“无剥削积累”,这明显表现出了他对当代中国政经关系认识的完全外行。
  
   因此,阿里吉的“通三统”能否统一起来还是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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