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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服“威胁经济民主的货币托拉斯”  

2009-11-18 15:50: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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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当整个世界都在谴责金融行业的贪婪和不负责任时,法律人通常将这种谴责视为路易斯·D·布兰代斯的世纪回响。
  
  在今年年初的《纽约时报》上,《路易斯·D·布兰代斯的一生》(Pantheon,2009年)的作者、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的法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梅尔文·乌罗夫斯基教授撰文表示,布什时代的美国证监会放弃了监管职责,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他建议奥巴马总统在制定金融政策时读读布兰代斯的名著《别人的钱》。
  
  早在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大公司正在迅速崛起,时为律师的布兰代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对此心怀忧虑,因为他看到大企业的权力在迅速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腐蚀美国的民主机制。他同样注意到了金融行业的大公司现象,大的金融公司相互联合造成垄断,形成了货币托拉斯。金融行业向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其后果更具破坏性。他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认为货币托拉斯必将危害无穷,视之为难以驯服的“怪兽”。
  
  对很多人来说,布兰代斯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美国著名社会工作者弗洛伦斯·凯利曾经说过:“在林肯之后,再没有人比路易斯·D·布兰代斯更理解人民大众。”对这种赞誉,布兰代斯是受之无愧的。布兰代斯(1856-1941) 出身犹太裔,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是最早在美国提供无偿公益服务的律师之一。在做律师期间,他还曾极力论证过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的合宪性,被称誉为“人民的律师”。
  
  1912年,美国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成立普若委员会,调查由J.P.摩根公司和其他大银行引发的货币和信贷集中的问题,于1913年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影响很大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在1913年到1914年期间,布兰代斯在《哈泼斯周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货币托拉斯的文章,后被人结集成书,英文原名为《投资银行家们如何用别人的钱》。这本书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进步运动”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对我们理解今天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富有启发。
  
  布兰代斯指出,大铁路系统、大工业托拉斯和大公共服务公司的兴起是20世纪初期货币托拉斯的形成的重要背景,但其主要推动力要归因于像J.P.摩根公司这样的投资银行。货币托拉斯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投资银行不满足于仅仅买卖证券,还想制造证券。于是,他们成了发起人,或者与发起人联合起来。投资银行家一旦进入董事会,一般都能持久控制公司,因为他控制着新资金的供应。通过入主董事会这种方式,投资银行控制了铁路、公用服务业和工业公司。他们动用自己在董事会的影响,决定公司发行和出售证券,决定证券出售的价格,以及决定向他自己出售证券。
  
  第二步,尽管第一步明显违反了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的古老原则,但他们依然不满足这种结果,还想如控制证券制造商那样控制证券购买者。进而,投资银行通过持有股票、股票信托或者连锁董事等手段,进而控制了银行、信托公司和大型人寿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是大买家,还会对中小投资者形成诱导和示范作用。
  
  第三步,第二步中的机构投资者成了投资银行的钱袋。银行和信托公司是美国流动资本的集中地,而人寿保险公司是美国大众储蓄的主要场所。就这样,本来作为证券、债券和票据的中间交易商的投资银行,逐步控制了他们生意中的其他相关者——作为证券制造商的公司、作为流动资本保管人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和作为大众积蓄保管机构的人寿保险公司。结果,投资银行利用别人的钱——普通百姓在银行中的存款和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建立了工业托拉斯,并形成了货币托拉斯。投资银行家们控制着了市场,钳制了舆论,甚至左右着法律。
  
  货币托拉斯这头怪兽不但向社会争取高额费用,还压制了竞争,限制了工业自由,因此,严重威胁了美国经济民主了。布兰代斯在这本书的第十章《寡头的无效率》中严肃地说:“我们必须打败货币托拉斯,否则,货币托拉斯就会打败我们。”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看到这本书后,就决心打败货币托拉斯。他让布兰代斯帮助他起草了三个法案,这三个法案构成了“进步运动”的重要议题:《联邦储备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这些法案允许国会采取行动,取消投资银行对货币的控制,禁止连锁董事会,重塑了银行业的竞争规则。
  
  1916年,经威尔逊总统提名,布兰代斯被当选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他坚持反垄断、反大资产阶级、反大公司的立场,与霍姆斯、卡多佐等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合称为富有改革精神的“进步论者”。
  
  到了1920年代,银行家们很容易规避威尔逊总统制定的那些法案,尤其是在当不相信市场管制的共和党上台之后,时为大法官的布兰代斯对此也无能为力。直到1929年大萧条的来临,银行业全面崩溃。当时一位学者说:“很大程度上,1929年的灾难是由于我们没有遵从在《别人的钱》中清楚说明的原则。”
  
  在大萧条期间,人们重新拿起布兰代斯的《别人的钱》。这本书以不贵的价格再版出售,许多为罗斯福新政工作的人们读它这本书。“新政”中的法律再次主张对银行业进行管制,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证券交易法》强令商业银行不能从事证券经纪业务,并成立了证监会来管制股票市场。
  
  对布兰代斯来说,政府管制并不是要限制市场创新或者企业家精神,而是要对投资银行家的没有羁绊的贪欲进行控制。除了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制外,布兰代斯还特别强调了公开性之于金融行业的重要性:“公开被得到地推荐为消除社会和工业弊病的救济方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这句话经常被罗斯福在演讲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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